被皇帝偷看心声日志后 第63节 (第8/11页)

了华点——据这篇暴论引用的资料介绍, 那本由洋道士斯密写成的意林风大作《中华见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在中原没有激起什么反响，但流传到欧洲后却大受欢迎, 直接缔造出了后世赫赫有名的“自由放任学派”，主张以华为师，效法大安, 减少管制减少约束，克制权力恢复自由，“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只能说, 欧陆大儒也是大儒, 上头之后小嘴叭叭的很会念经。

    不过大儒的水平还是有的。斯密的原典里对“自由放任”的论证非常粗糙，仅仅是以飞玄真君的“无为而治”作为证据。而后世的欧洲学士们就非常专业了，他们设法弄到了大安内阁的档案, 在详细统计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虽然甲寅变法后整个国家的经济在快速繁荣, 生产活动日益复杂，但内阁处理的公文却并没有明显的变动；如果以公文的数量来衡量政府的权力, 那么经济发展居然并没有导致权力的扩张——这还不能说明大安朝廷“高贵的克制”吗？

    能开宗立派的人就是不一般，你看看这反思的角度和方法, 不比纯粹硬舔的低端货色高明到不知哪里去了？要不是身处其中明晰根底，恐怕穆祺也要被忽悠得精神错乱。

    不过没有关系，欧陆大儒念的经准不准是一回事，人家找出来的事实又是另一回事。从公文数量来判断政府权力确实是非常精妙的思路，如果变法几十年经济扩张十几倍后公文数量居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只能说明一件事——

    “变法没有触及根本。”穆祺平静道：“国家的制度仍然是落后、保守、腐朽的，这种草台班子一样的朝廷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过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