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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着那个印有某某社记者証字样的小本本，无形中比那些什么晚报啦曰报啦的小记者们就显得更加牛气了几分。走到哪儿，就跟美国大片中的FBI似的，横着膀子，根本什么都不懔。

    外出采访，特别是到外省市，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员，见了我呦，就跟见了钦差大臣似的，那个热情，那个周到，真的就和侍候亲王驾临一样，就差没跪下来磕头请安了。知道为啥吗？全都怕款待不周，我回北京写内参，跟上头老头子们参他们的本，扎他们的针儿，倒他们的霉，毁他们的仕途前程。这帮孙子，现在我一想起他们那副皮笑rou不笑的嘴脸儿心里就好笑。

    就这样，经历了大学四年来灵与rou惊涛骇浪之后，我到了北京工作没几天，心情就豁然开朗起来，就跟北京十月里那蓝蓝的天空一样。苏怡的死，雅男的绝情，在我心中所留下的伤害和痛苦，不过是那蓝蓝的天空中的几朵云儿，很快就被风吹散了。

    人，就是这个德性。当时往死了跟自己较劲，鑽进死胡弄里怎么也转不出来，可一旦转出来了，却发现天地是这样地宽。我感觉自己没有死成，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总之，当时到了北京之后我的全部感受就象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个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冲破了黑暗，开始冉冉蓬勃升起。

    可能是因为大学期间为了养活自己过早卖文的缘故，在同期分到通讯社来几个年轻人当中，我虽然年纪最小，但是业务热悉最快。每次外出采访回来，他们哥几个还闷在办公室里吭哧憋肚抓耳挠腮，我的稿子早已经被发通稿，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落地开花。所以，